25岁那年秋天，我发现周围女人们都以高考报名截止般的紧迫感谈论着嫁人。

    这个破博客很少探讨恋爱结婚类风月话题，读久了会让人猜测yutou是否有断袖之癖或天阉倾向。实际恰恰相反——我是个如假包换的不正经坏小孩。之所以不写，只不过因为太多人等着拿爱情拯救自己，他们把爱情视作仅存的信仰来崇拜，而信仰是不容辨论的；如果以人类学分析模式来质疑婚姻制度，就好像在文庙论证孔子可能是野合结晶，圣徒们会全票通过，把我柱刑再火刑以儆天下效尤者：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但的确得承认，我是个诲淫诲盗的家伙，打小就有审视“非礼勿视”问题的习惯。十三岁开始研究《水浒传》的市井描写，高中寄人篱下两年听满七百天“婚姻与家庭”夜间节目，大二圣诞节晚上都在图书馆准备《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期末考。我闲书禁书读得太多，人生观早已偏离“思无邪”的光明大道：霭理士那本经典《性心理学》通读过两遍；刘达临的《当代性文化》属于床头书；二十年代的张竞生博士，八十年代的福柯老头，九十年代的李银河老师我统统都读；甚至本科毕业前，最后一门通选课论文题目处也赫然写着：一夫一妻制：缘起、补充与未来。我接触同性恋朋友（虽然自己是个好色的异性恋），极度厌恶（男人津津乐道或女人防意如城的）处女情节，更不理解那些以“我们脆弱我们容易受伤”为由来要求男性付出的反动言论：

    “小花牛says(9:57) : 总有人说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女人脆弱，我就始终不明白，女性什么生理特点？怎么脆弱了？不是有避孕套么。我看XX这件事，男人才脆弱呢，女的没完没了，男的（坚持不住）容易伤自尊，心里压力大……

    胡缠 says (9:58): 恩，他们的预定思维就是：女人是商品……所以要卖就卖个好价钱。如果竟然没卖价钱，免费性交，那么按照这个傻逼思维，这个女人就一定是幼稚被骗了，被占便宜了。”

 

                                          ——引自《胡缠小花牛对话录》，链接见http://www.bullog.cn/blogs/garbledtext/archives/20400.aspx

    话糙理不糙。我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傻乎乎钻牛角尖把两性关系当作社会课题来琢磨，结论却往往让人难过：相当数量的女性仍然认可这种男权理论，把身体或生活当作商品待售。贞操、青春和美丽是使她们身价百倍的品质，绝不贱卖；但韶华易逝，及时赶到的完美丈夫拯救者就显得关键异常。她们呼吁男人关注女性的内在，同时又从不相信这种呼吁会实现，所以她们天天焦虑，担心容颜老去，三十岁嫁不出去就“真的没人要了”。我以前的女朋友很早就擅长这种殚精竭虑，“我现在二十岁，多好的年华”，她经常轻叹一声然后幽幽道，“再过两三年，人家都多大了……”。这是暗示yutou，你丫可是占了大便宜啊。怎么才能向一个信仰坚定的二十岁女人证明我喜欢的是“她”而不是“二十多岁的她”呢？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于是我幡然悔悟浪子回头，表示坚决不霸占良家女子如花的青春；从此卿向潇湘我向秦，江湖再见也不失唏嘘一场。

    从前有个比我老得多的流氓恩格斯，在分析完原始部落婚姻形式后用晦涩的GRE长句感慨道：“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人之手——的事实，以及由依据继承权而将这种财富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他人的子女——的必要而发生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直接点讲，恩格斯认为结婚的最初动机是“生育出无可质疑的父亲的子女”，所以男人们才敢悍然要求“原装”的女人；现在余华这样的男性痛心疾首感慨处女难觅，张钰这样的女人忿忿于被占了便宜吃了亏，无不是继承着传自上古的女人商品化思维。

    事到如今，婚姻与其说是人类学问题，倒不如说更像个理财问题。以前学过的金融学教材里就有这样的题目：

    “假定你今年25岁，打算在30岁时结婚，你现在的年收入是70,000元（RMB）。你的女朋友执意要你买房后才跟你结婚，预计购房的首付款为150,000元，其余分期付款；结婚请客、拍婚纱照、结婚旅游等要花费50,000元。再假定现在的实际利率为6%。请问：为了这两桩大事，你每年至少应该存多少钱？”

 

                      ——彭兴韵《金融学原理》第74页，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发乎情止乎礼原来是这么麻烦件事。上周再次翻到这道题，算算工资，脑袋嗡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回去玩半天“三国群英传二”才缓过劲来。

 

 

一
    一百年前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唱:“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对湖南的尊敬，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对中国近现代军事的贡献。设使无湘军，无黄兴蔡锷，无红三军团，无湘潭那位游击战理论家，“真不知近世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个内陆省份充满了尚武开拓精神，一百六十多年来的战事给她留下了深深印记。清季、民初、红色中国三朝最伟大的军事家曾国藩、蔡锷与毛泽东青年时代都曾受教岳麓山。1852年天平天国西王萧朝贵领军攻长沙，终于殒命天心阁红夷炮下；1930年悍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破长沙城，海内震动；1941年前后，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共歼日军5万余，任何“抗战大捷”与之相比，至多落个自惭形秽而已。

 

    今天的长沙城歌舞升平。酒店电视中汪涵熟练地调戏着到华发展的日本演员矢野浩二；这档叫做《越策越开心》的节目在湖南娱乐频道首播时便高居收视榜首，重播收视率也能冲到5%。酒店外即是湘财证券颇带古意的办公大楼；再远处，黄兴像旁商业步行街，午夜人群依然熙熙攘攘。

 

二
    每个城市的商业步行街都很相似；除了时髦女郎身材、皮肤或暴露程度上的细微差别而外。真实的长沙在匆匆路人的脸上，在细雨中，窄巷里，在岳麓山暮色笼罩下沉睡多年的那些墓地与石碑深处。

 

    拜访过贾谊故居，径直往岳麓方向而去。除了赫赫武功，山下还有一座延续千年之久的岳麓书院。曾国藩陈天华毛泽东曾在此同学少年；魏源王夫之从这里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南宋朱熹与张栻就理学问题会讲于大堂，互为切磋诘难，听者百千计，三天三夜乃止。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所代表的学术讨论与宽容精神，在科举施行天下后显得弥足珍贵；她的开放胸怀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湖湘学子对新知的渴望、探索与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岳麓书院的狂妄实在是有资本的。

 

三
    整座岳麓山，我只想探访蔡锷墓。

 

    蔡是民国唯一具有彻底共和精神的军人；他身后的名将，既勇且谋又负文才者不在少数，将理想与治军或权谋区分清楚的却几乎没有。蔡松坡一生似乎就在为1916年那场护国北伐作准备。护国成功，共和再造，松坡喉疾愈重。他离开成都沿江而下，自上海一苇东渡就医；将星陨落，客死他乡，年仅34岁。

 

    “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蔡锷《告别蜀中父老文》（1916年，成都）

 

    我一直觉得蔡锷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文人。15岁那年他自邵阳步行350华里赴省城，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门下——这时的梁任公也只24岁而已。梁很器重这个年纪最小、天资聪颖却又身体羸弱的少年，本想把他培养成学者；戊戌事败，唐才常身死，羸弱如蔡锷却毅然投笔从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即为各方军阀所倚重，袁世凯之尊甚至不惜亲自接见相笼络。这个三十岁就官至云南都督并编出《曾胡（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的军界奇才，即使常年戎马倥偬，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时务学堂朗朗晨读中那最初的激动；而每有檄文通电之需，蔡锷片刻立就，声情并茂，独步当时，往往传世之文风。

 

    蔡锷墓坐落在岳麓山腰，俯瞰沅湘不尽江水，遥望他当初350华里山路跋涉求学时的少年气象。墓地周围铭文已模糊不清，游人们津津乐道于蔡和小凤仙的逸事。几棵苍松之间，墓碑显出些许落寞，比山顶的黄兴墓要寒酸冷清不少。我想，这倒也符合蔡锷清瘦忧郁的形象吧。晚风过处，夜凉如水，一时间忆起他老师梁启超写给李鸿章的挽联：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在长沙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在下雨。在雨中给朋友寄信；看满大街槟榔待售；登上天心阁，迷雾中一个大都会拔地而起。我甚至在夜里路过爱晚亭与橘子洲，用明灭的灯火和黑暗中的残风帮助自己想象，想象当年那些自负而敏感的灵魂们，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是否也曾如此漫无目的地行走徘徊过。

 

    很幸运地见到了猴猴，虽然这家伙的烟头险些把出租车后座点燃，而且由于酒精中毒也没能到机场送我。还在楼下认识了阿花：这只猫主动过来打招呼，还示意她不想吃东西只想在旁边坐坐。阿花是如此开心地蹦来跳去自得其乐，以致于我差点没注意到她瘸掉的一条后腿——她实在是只乐观的猫阿。

 

 

    老妈信佛教，给儿子长途电话开头与结尾都是“阿弥陀佛”。除吃素外，她每天5点起床读经，定期到寺庙当志愿者，我汇回的钱40%被用作布施行善；当然，别人想听的时候她也很愿意跟你分享佛法学习心得。小区的邻居或多或少都认为伊有点不正常：她对小吃没有兴趣，不喜欢八卦和扭秧歌，甚至连麻将都不懂——在成都不会打麻将，也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简单地讲，在大家眼里我老妈长期处于傻乐状态。她没有真正工作过，待人接物有种近于幼稚的单纯；如果我用逻辑为她分析某某亲戚正出于自私动机利用我们，她就会本能地憋红了脸跟儿子辩论，最后辞穷竟会难过地哭出声来。这个人比起记忆中的老妈实在逊色太多了：在童年记忆里她能洞察儿子所有的冒险计划；而今天我用三秒钟就能熟练地编出个令母亲深信不疑的谎言。

    越大越发现我们是个智力发达思维复杂的民族。从做学生工作开始我就习惯在政治学习口号和官僚机构等级的迷雾中判断：哪件事可以敷衍，哪件事只需要说说，还有哪些事不能说只能做。复杂而长期的练习使中国学生可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由穿行；换句话说，这就是辨证思考能力啊。前几天我所在公司组织新职员观看教育片，里边指出金融风险最重要起因是个人放松了价值观学习；这种逻辑岂是美国傻乐小孩所能理解的。

    我不止一次地抨击过思想政治考试，认为其危害与其说是浪费学生时间，毋宁说是造成社会的无信仰倾向与功利主义心态。这种天真的论述反映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中国不是被几十年政治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造成”无信仰的，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任何理想主义学说。儒家理想没有占据过精英阶层的内心，孔学经典千余年里的处境不过是古代版的思想政治课罢了。


    古往今来选拔人才方式是一致的。科举制真是在推崇儒学大道之行吗？把信仰当作考试科目的国家实际上没有信仰——如果圣经成为升官加爵的敲门砖，还有人把圣经当圣经看吗？士子们非常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辨证关系：八股文只是记忆测验与规范写作技巧展示，学会孔教口号后，真正为官之道自有兵家的孙子与法家的韩非子一类大师来传授；也难怪最早反科举的学者会来自朱熹黄宗羲这样的大儒。毛泽东评论中国政治文化时曾说，“两千年，皆秦制也”；主席的苦心是提醒大家，讲究“法、术、势”的法家权术才是国学啊。

    我们不曾真正信仰过儒家学说。海瑞或东林党式的儒学理想主义者并不受精英阶层欢迎，他们被认为是读死书读书死的代表。《增广贤文》等儿童读物才是书生们事实上的精神宝典，尽管其中充满性恶论与猜忌怀疑倾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山中无直树，世上无直人”、“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指出了处事哲学，“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更点明了读书的真实目的。生活在防备心如此深重功利性如此强大的文化中，真出现岳飞这样不怕死不贪财的人物，皇帝当然不会相信他是出于善意，皇帝更愿意怀疑他有篡权动机。

    一代代中国读书人背诵完理想主义学说，然后充满防备并娴熟自如地开始职业生涯。在其他国家，这种人格分裂式生活会造成大量精神病患者或自杀群体，但“难得糊涂”式道家生活观与清静淡然的中国式佛教思想却很好地调和了精英阶层的内心冲突。我们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视信仰的无信仰群体，表面上儒雅无比的功利主义无信仰群体。像我老妈这样的漏网之鱼，是幸运还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