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11日 成都阴
    铁路附近什么都有，煤堆啊，池塘啊，炒瓜子厂的味道特别呛人。有个脏不兮兮的男人挡在我们前面，温小波抱怨了句：日你妈哟走快点三。那人立刻转过头问：你刚才说啥子？我看到他脸上的伤疤和斜插在口袋里的匕首，走上前说哥子对不起他刚到这边来不懂事。然后那人斜着看我一眼把头转了回去。看他走远，我和温猪决定去附近电子游戏铺压压惊。

 

    要是那个男的没刀，我们二对一还是有希望的，哪怕他要大点；骂完他就跑也不是办法，我短跑速度一般，不能像陈飞在青龙场那样，把要砍他的三十三中烂眼们甩掉再回来吹嘘。最近中心校的娃儿很嚣张，站东小学这边在那里上奥赛辅导的，大部分被抢过，虽然一角两角的不算多，毕竟好没得面子。朱海他们商量，下次去五金店，每人搞把小斧头放书包里头，朝死里整；我觉得太过了，而且人家五金店还不见得会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呢，难道去告宋老师？更没得面子了。

 

1995年6月20日 成都晴
    平交道旁边旧书店偷书第一次被抓住。

 

    我把两本《少年狂侠》夹在放学后新买的《足球报》内页，付了另一本漫画的钱作为掩护，装作平静的样子正想走，老板突然一把抖开报纸，书啪掉在桌上，手脚好麻利！……半秒钟后我条件反射地问：两本三块钱卖吗？他也马上条件反射地回答：好啊。于是赶紧交了钱往外走，心里怦怦跳了半天。

 

    现在想起来，我没有被暴打而且还迅速作出了自救反应，实在是件有些恐怖的事情。张老（注：初中历史老师张方琦）昨天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次除了感谢书店黑老板不杀之恩，以后更认真地画漫画外，我需要好好反省，从此洗手回山当个优秀共青团员；实在不行就充分挖掘培养自己的犯罪天赋，即使窃了国被发现了还能很平静地问大家：“两砣三块钱你们卖不卖喃？”偷漫画书——切，委实太没出息了。

 

1998年8月9日 成都雨
    这么讲吧，高一一年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寄居那套平房里读书。眼睛坏得很快却不愿戴眼镜；昏暗的傍晚，在模糊的包家巷里寻到面馆，闷头吃完再回去啃些莫名其妙的课本——不要参考书，只是把教材往死里看。我的生命始终在一种非理性的力量驱动下前进，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动力再大，一个人还是有些难受。我没有朋友，也不大清楚怎么去认识朋友。夏天的傍晚在屋里读《渔家傲》，院子里几个初中小孩正踢足球，喧闹响亮的玩耍声直透耳膜，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放下书从里间走到外间，贴着门听他们玩。不知道怎么开口——这很奇怪，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夏天我都没有跟他们搭过话。

 

    周末晚上回家，一般大家边看电视边吃晚饭：那样会显得热闹点。停电的时候就有些尴尬，他俩没什么可聊，总得由我来打开话题。问儿子的东西每周都差不多：学校生活啦，课程进度啦，食堂饭菜啦，等等。我懒得回答，支吾敷衍过去，他们就会锲而不舍地再问。几个回合下来，老爸就会用交织着无奈与责备的异样笑容对着我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必须赶紧解释，否则他们就会继续想象猜测，而且通常的结论是儿子开始早恋了。这种猜测让我很痛苦：拜托，how I wish I could say yes。出于自私加虚荣的考虑，我有时懒得直接否认这种猜测，而是借此机会和他们讨论“理想女朋友的标准”这类愉悦话题，然后大家会在一种虚幻的紧张与心满意足中将周末的晚餐进行下去。

 

2002年8月2日 河北三河晴 潮湿，夜有大雾
Isabella见信好：
    这里很乱。据说对手学校的派了内奸冒充学生报名进来，待在学校里搅燕园博雅的局，专门煽动住宿学生的不满情绪。第一天晚上校长办公室外黑压压的站了几百人嚷着要退钱，为首的几个满脸横肉号称是人大或政法的，我觉得很不像。总之大家群情激奋，校长也躲着不出来，末了只好由三河城里的警车到场维持秩序。

 

    我们开始有些同情校长老鲁，还专门开了个教师沟通会安抚那些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天文系的兼职女孩很动情地向学生们保证：作为名负责的教师，只要有一个学生在这里她就不会离开。我没那么多激情，只说会用教学来回答大家的质疑。然后我和她都撒谎说自己是研究生；没办法，要挣钱啊。

 

    负责招聘的教导主任已经消失好几天了。昨晚她给我们电话，建议我们拿了一期兼职工资赶快离开老鲁这个是非处。到底是谁被谁骗了呢？我们几个每天晚上秘密开会讨论对策，好几次差点决定趁凌晨立即离开。外交学院的方炜，人大的海英，其实他们都是一流的外交家；我学到不少东西，坦率地讲，这种经历很独特，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居然能交到好朋友，练习判断方法……

 

    明博和我比较聊得来；这师兄没有城府，嫉恶如仇，老在琢磨能不能把这里乱糟糟的事实整理成一篇论文，比如说：《骚乱时期的信息传播研究》。我跟学生讲，你们跟明博老师学学，虽然他讲课喷唾沫，笑起来大门牙也很惊悚可观，但是人家毕竟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严肃的学术思考。当然有时明博似乎过于偏激：如果回到文革年代，他很可能以革命的名义把信仰不坚定的YUTOU大义灭亲，而且可以保证，他灭我的时候不会有一丝自私考虑，当然也更不会有半点犹豫迟疑。

 

    你德语学得怎么样了？我买了下周末的火车票过来看你。在南门外办的假学生证，这样才能买到过来的学生票……如果查票的大妈问我为什么不会本地话，我就答父母是调到当地任教的老师——你知道我并不经常说谎，除非这十分必要——得省点钱给你买礼物啊。

 

    作为随处可见的标准愤青，大一时寝室兄弟们都陶醉于辩论而无法自拔。秋高气爽，地阔天长，清华男生忙着做基米诺维奇数学习题集时，北大男生开始兴致勃勃地把玩刚从讲座里听来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名词：我们争强好胜又一知半解，用天花乱坠的术语和滔滔不绝的排比句掩饰着立论的混乱，政治、外交、爱情、事业，年少时总觉得既然谈过辩过胜过，就足以证明理解过并拥有过——用凯撒的牛X句式表述，“我来，我辩，我征服”。

 

    第二学期渐渐厌倦了斗嘴清谈。三天一小辩，五天一大辩（…该死的谐音），每次遭遇荒谬论证我都有强烈的纠错冲动，攻击结果却往往是刺激到对方的自尊，然后别人红了眼斗志昂扬死不认输地捍卫自己的观点。真理未见得能越辩越明，缺乏反省意识的辩论活动并不促进认知，其结果只是强化各自的偏见，口唇满足而已。那个春天，出于对诡辩的反感，我终于老实地跑到小树林里研读高等数学教材和金岳霖先生的《形式逻辑》了。格物致知两个月，自我感觉相当好，除见人就卖弄三段论外，整天还曲不离口地挂着“全称否定”、“小概率事件”等似是而非的标签装神弄鬼。

 

    基于科学主义的怀疑论对我影响很大。研究统计学可以让人怀疑数据的可靠，正像琢磨形式逻辑可以让人诘问论证的有效性一样：高分贝的知识并非无懈可击，意识形态追溯到大前提也只是类似信仰的或然假设。简而言之，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并不能直接求真，但它们多少还能保证部分去伪；孔子提醒我们，要通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 为政第二》）来判断言辞的虚伪与否，他老人家是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理性证伪精神能戳穿“那场大饥荒由于自然灾害造成”这类神话，还足以帮助你提防口若悬河的纵横家们，这些都是让人愉快的能力。

 

    危险在于，尝到逻辑实证好处的家伙很容易忘乎所以，咋呼呼将这套推理方法四处运用；其中知识分子最为典型，他们在善意的冲动下往往忘记科学精神的适用范围，以为周围人也同自己一样在心平气和地追根究底。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摆出资料，陈述对于工业化的意见，遭遇起哄后他要求自己至少能把话说完：“想讨主席老人家一个雅量”。主席的回答也很干脆：“那样的雅量，我没有”。老爸以前厂里的工程总顾问邵老先生四十年代曾担任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设计师，老头子自然在文革中屡受批斗。先生一再解释，自己与戴笠只有业务往来没有思想交流，红小兵每次都会厉声打断道，“还他妈不老实！”然后就是暴打，游街，示众：辩，叫你再辩。

 

    科学逻辑与权力逻辑经常产生摩擦，科学逻辑与信仰逻辑也冲突不断；问题的关键是：权力与信仰都具备从肉体上压制、限制或毁灭实证主义者的能力，而且它们还往往合为一体。眼看着伙伴们被招安或消声，徐湘林教授只好鼓励大家，“要聪明地提出建设性意见，知识分子的智慧不在叫骂，而于figure out the best way to speak truth to the power”。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笛卡尔与徐先生心有戚戚，虽然处女作名为《运用理性在各门学问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他还是给自己的研究定下了行为准则：“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地活着……我要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罗马天主教……遵奉周围一致接受的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虽然我很早就把它们一律当成一文不值……”（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9页）。出来混，不是很容易的，笛大师都这样狼狈，况吾辈乎。

 

    逻辑实证只是理解世界的路径之一，不见得比权势、金钱、性冲动更具有解释力或号召力，曾经忽略这点的我们被称为学生气。苏格拉底说，我的知识在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想他应该是窥见了诠释世界的太多角度后才会发此感慨。科学仿佛提供了世界的真相，其实仅仅揭示了“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这幅图画不能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也无法实现人类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3页）。文学艺术在许多时候甚至是反逻辑的。“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断鸿斜阳究竟与离别有何直接联系？为什么这种武断的联系仍然让人觉得凄美？为什么我们要伤春悲秋，望月伤怀，偃仰啸歌，冥然兀坐？或者，大家只是——故意去享受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

 

    我们的感应认知传自远古，渗入现在；流星与灾祸，梦境与未来，星座与命运，鲜花与爱情，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列维.斯特劳斯说，“尽管在感官性质与物理属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二者之间却至少经常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联系”（《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21页），既然理性暂无用武之地，先民就要用野性的思维去理解世界。商业LOGO，政治口号，宗教建筑，文学艺术，还有胸口比划的十字动作，都在实践着这种历史悠久的感应思维；当然，纯净美好的象征联系可以让人泪流满面，牵强做作的仪式行为也可以让人作三日呕——理性之外的学问同样有高下之分，装的总归是装的。

 

    对个体而言，协调并运用好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任务受到家庭、生计、感情、信仰、怠惰等因素的太多影响，而大部分人最后只能成为单向度的动物，在来得及反思自己的单薄无趣之前就已走到生命尽头。放羊卖钱，卖钱娶妻，娶妻生娃，生娃再放羊，忙烦了就去K歌洗浴，如此而已，生存其实不需要太多钻研精神，要开心也不必读我这种冗长的文章，除非你真的已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面对自身的陌生感。

    “燕既破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齐闵王奔莒，楚将淖齿杀王于鼓里，悬屋梁之上，三日而后绝。”

 

    “齐闵王之遇杀，其子法章乃解衣免服，变姓名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与私焉。莒中及齐亡臣相聚，求闵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无媒而自嫁者，非吾种也，污吾世矣。’竟终生不睹。”

 

                                 ——《战国策》卷十三.齐六

 

    1909年，汪精卫26岁。八年前他考取广州府秀才第一名；六年前他放弃科举，转考公费赴日本留学；四年前他追随孙文组建同盟会，当选评议部部长并兼任《民报》主笔。汪精卫仪表堂堂，22岁已名满天下，人头价值十万两白银，连北京深宫中的后妃们都对这位俊美革命才子充满好奇。

 

    1909年汪精卫26岁，决定自南洋回国刺杀清庭摄政王载沣，以飞蛾扑火般的孤注一掷唤醒民族良心。倾慕他的女友从家里骗出八千元作为汪赴京旅资，然后亲自陪男友归国辗转潜入北京。汪精卫刺杀失败后被判终身监禁；女友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

 

    这个女孩名叫陈璧君，父亲陈耕基是马来西亚有名的华侨富商，那年她刚满十八。三十年后，已经是汪精卫妻子的陈璧君说服丈夫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并宣布与日本合作。四十年后她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

 

    1909年陈璧君18岁，这年她决定自家中不辞而别，到北京去当一名刺客。

 

    “刘女名倩，不知何地人氏也，亦不知其芳龄几何。谋食南粤鹏城有年，夤缘为一营造社掌门姚某纳为外室，二人情笃。本朝故事，外室无名分，大婆二奶，多作参商之星，死不来往也，遑论同处一宅。”

 

    “未几，姚某涉嫌贪渎事发，台省差厂卫执之于都门，囚于某客栈，名曰“双规”。“双规”者，国朝执政之家规也。凡名列党籍，皆可加之以“双规”，自行缉拿，不必付法司循国法，罹案者，亦难以求救济之道。案审结，掌家规者拟就罪名，国之法司但承行画押而已。”

 

    “姚某久历江湖，性黠而多智，私结看守之差役，许之其为螟蛉之子。该差役暗通风于刘女，告知姚某系之所在。刘女谋之于姚某亲信，慕勇十数人，定计劫狱。和谐四年春正月，刘女一行万里赴京，趁看守者不备，劫姚某而遁。有司飞鸽传书，遍檄各地衙门，绘图描影捉拿刘女等。刘女等甫至津门，即被有司捕获。刘女因之坐罪“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六年。尤可敬者，衙门堂审，刘女慨然曰：‘不悔此举！’”

 

                       ——转自十年砍柴，原文及报道见http://www.bullog.cn/blogs/kanchai/archives/22762.aspx

 

儿女情长，有人用来消磨时间，也有人用来一唱三叹。老高说，扯鸡巴蛋写什么风月谈啊，太犬儒了。我有点委屈地辩解，自己只是不看文盲编剧写的言情片而已，“你丫才犬儒呢，你们全家都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