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集体的任何成员都喜欢享受集团利益，但他们对于承担为获得整体利益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却明显缺乏共同兴趣。既然终究会分得自己那份所得，个体的积极付出就是非理性的—— 100%的努力只能得到1/N（N=参与分享成果人数，N甚至往往大于集团成员数）的回报，这分明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

 

    基数N越大，个体努力所得回报就越小。换句话讲，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所分享份额就越小。因此从收益角度看，大集团中的个体同样不倾向于作出贡献。总之，在缺乏针对个体的选择性激励机制（金钱、社会承认等）前提下，除非存在强制手段，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积极行动。而集团规模如果过大，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又会耗费巨大的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实施成本，以至于“自发谋求共同利益”最多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小集团另当别论：成员间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与监督氛围，他们可以方便地相互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一旦成员为集体利益而行动，获得的收益往往超过为之付出的成本；简单地讲，停止行动或不作为的收益远小于行动的收益。只有这个时候，个人利益才会与集体利益相一致。

 

    结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激励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而在大集团中获得成功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拥有选择性激励能力的创新者。这就是我为什么坚信嘈杂纷乱的中小企业才是自由市场的真义。

二 国家亦然
    按照最缺乏人情味的假设，无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每个公共行为的参与者都有使自己行为收益最大化的倾向。既然组织为获取共同收益而工作，作为组织的特殊形态，主导公共行为的国家同样需要为行为主体提供共同收益。

 

    于是作为公共行为主体，个人有权质问国家：你完成我委托的收益目标了吗？

 

    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们本能地反感这种质问。他们相信人类精神具备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牺牲压倒一切（此类论述照程度列举依次有：“要体谅政府”，“党叫去哪就去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激进的社会实践中组织甚至号召处理个人与个人间关系也须以自我牺牲为普遍原则。

 

    马克思要实际得多，他认为作为群体的社会阶级是自私的；将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天经地义，确切地讲，根本不用关心对立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本人从来不讳言自私行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利本性的历史证明集中在“资产阶级”身上，却从未否认过一个基本事实：无产阶级动用暴力同样是为“实现自身利益”。请注意：马克思的功利主义分析止于阶级的群体层面，他没有也无意追问个体利益会对阶级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又直接导致了其社会政治预言的失败。

 

    虽然革命家们一再宣称无产阶级为群体利益而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大多数工人却仍然甘于作政治的陌路人。“不激进、不自由、不保守、不反动；他们不活跃，根本与政治不搭界”。这并不是说工人们不关心自身利益，恰恰相反：冷漠状态正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不顾及生命和财产而揭竿而起推翻政府，这种行为才是非理性的；大家完全可以搭革命的便车，正如大家可以搭愤青、罢工者或理想主义学者们的便车一样；参加与否都能获利，则不如不参加。马克思所构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行动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除去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的推广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采取阶级行动的个体经济激励机制。

 

    已经发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无一例外是少数精英分子在社会不稳定时期利用（较落后国家）政府的无能促成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坦率承认，共产党要依靠忠诚、守纪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少数人，而不能指望无产阶级群众的“共同利益”。民众此时参加革命不见得是因为认同革命理想，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是：政府的无能已造成个体只有行动才能避免更大损失之形势，同时革命又附加了极为可观的个体激励机制——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竟然是利用农民们耕者有其田的有产阶级幻想实现的。

 

    在民主国家小集团主导原则仍然存在，当然这一原则更多通过分散的多元化压力集团表现出来。对此沙奇内德曾一语道破，“压力政治基本上就是小集团政治”。“沉默的大多数”的确在民主国家得到过代言，然而这种代言与其说缘自为民鼓与呼的政治家，毋宁说是恰巧遇到了某个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完成了大众利益的小集团：公共利益不过是小集团利益的副产品而已。多元政治并不崇高，民主也不必然带来礼义廉耻，但它毕竟造就了这种“恰巧遇到”的可能性；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容忍利益小集团的出现，又是否能心平气和地静观它们公开透明地争权夺利却不至于涸泽而渔。

    “借、借个火……”

 

    老头开三次腔，我终于意识到旁边站了个活人。初夏的京城夜，南长街晚风微凉，白杨树沙沙作响；向树影深处探望，仿佛老头和弟弟都藏在沙沙的喧闹中餐风饮露：老头老太太遍地青纱帐，弟弟出没处，十万青年十万军。

 

    我皱皱眉，手开始在裤兜里心神不宁地摸索火柴盒。

 

    “大爷，那什么，您还不回去歇着，跟年轻人较什么劲啊，这么晚了，”两根火柴不着，汗珠沁出额头，搞不清是在抱怨自己还是在消遣老头，“风大，气闷，人多，手杂，吵得慌。踩着您，多不好。我有儿子，您有孙子，回家瞅瞅孩子睡没，不睡就给讲讲变形金刚。您告诉孙子好好睡，睡好了明儿给买一打擎天柱。”

 

    他不答话，大口嘬燃烟，阴着脸叹口气，拍拍我肩膀匆匆走开。黑沉沉的脸似乎见过，是面色悲怆的黑衣新闻女主播，还是老婆崇拜那位男主持系过的黑领带？怔怔立了半晌，还是加快脚步往空旷处去: 高音喇叭已响过五遍，我没时间了。

 

    妈的。儿子不睡，老子揍他；老婆不依，老子揍她；弟弟不回，老子照样揍他。父母不在，长兄为大；念到硕士博士西红柿，吵架头头是道，论起理来门儿清，有屁用啊。臭老九，软脚鸡，该揍还得我来揍。论牛逼劲儿，七九年金水桥上，你哥差点把执勤的傻哥们给扔下去，丫敢吗？

 

    先回去。回家再收拾你。

 

    皱皱眉，抑制住蓬草般的胡思乱想；四处张望，每张面孔都那么熟悉。夜空里高音喇叭仍在响着，拨开一个又一个无所适从的人群，每张面孔还那么熟悉。高音喇叭反复地喊着，雄浑刚劲，声色俱厉；我从小背诗很差，这次却几乎可以立即完整无误背下它来。——背下来……真背住怎么办，当作没听见行不行？多咱才能忘掉啊。播，播，播；播那么多遍，不嫌烦啊，你当自个儿是邓丽君啊，操。

 

    我有点激动，这样不好。还得接着睁大眼睛走路，情绪影响视力，还影响判断力，这样不好。

 

    两个学生在面红耳赤地激烈争论着，用了好多排比顶真加反问——省省行不行，都什么时候了。我前行几步，还是退回把两人大声喝住，他们愤怒疑惑地瞪我，呼哧呼哧喘粗气。

 

    “小兄弟，别争了。听哥一句劝，就一句：赶紧离开这儿，好不？广播响了六遍，六遍，你们仔细听过没有？听出什么没有？高音喇叭播了六遍，十点半了，没时间了，不剩时间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学语文白学了吗？”

 

    他们怔怔看着远处发呆，胸口起起伏伏，脸上红白互见，双脚仍是犹豫不动。我也怔怔地叹口气，从裤兜里摸出包大前门香烟。

 

    “我弟弟跟你们一般大，我没时间多说，我得找他去……这样，给你们兄弟俩点根烟，算哥求你们了。”抖出两根大前门塞到他们手里，一人一根，擦燃火，立正，扶好，点着。借着火柴的微光，终于看清楚其中一个大男孩的轮廓：头发蓬乱，面色微黄，近视眼镜框后面深不见底的眸子，嘴唇边刚长出浅浅绒毛；好瘦啊，比弟弟还瘦，瘦得那么棱角分明，瘦得那么无辜无助。高音喇叭响了七遍。他夹烟的手剧烈抖动起来，发青的干裂嘴唇也跟着颤个不停；终于吐出个窄小烟圈，却再也无法将烟头重新对准塞到嘴里。我摇摇头，站近替他扶稳烟，再接着给另一个孩子点。点完后想想，索性把整包烟都送他们，然后死死盯着两张开始发白的脸，一字一顿地叮嘱：“马上走，路上接着抽，不准停，别回头，明不明白？”

 

    大道平坦，地阔天长，他们的身影踉踉跄跄，我呆呆地站着无助地看。没想清楚这幅画面是忘了好，还是记住好。算了，别的不行，变老还不容易；二十年后，谁他妈又还在乎当年这两根烟呢。

 

    北京的夜，黑暗中的踢踏舞会，从前我当自己是主角，现在每次开头就盼着退场。高音喇叭响过八遍，已经迟了，我们没时间了。我要离开这里去新华门，我要离开这里去前门，崇文门，复兴门，深圳，海南，香港，美国，哪都去，或许就蜷缩着守在南长街的胡同里，明天回望这片天空，看直升飞机起起落落，密密麻麻掩盖大地，然后从人们脸上掠过去，留下一个阳光明媚的正确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