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半，从城东奔到城西。坐在校医院外昏黄路灯下大树旁等Jacky回学校，好趁他出国前道个别。

 

    “丫也不挑个亮点的地方，是送别耶，又不是野合，”他跳下出租车就开始嚷嚷。两人亲密地拍拍肩膀，还暗自用上了点内力。

 

    没有改掉自我膨胀的毛病，我的临别赠物是鄙人的硕士毕业论文——主题完全围绕他立志从事的领域进行社会心理学批判。Jacky点头说后记不错，其他的飞机上再读以保证睡眠质量。然后我们开始抨击呆过的NOS和PKUSJC，展望未来会在燕南园分到哪套房子，再庆幸终于没有被很早地体制化。

 

    从北大到东大再到西北大学，Jacky几乎拿完了所有可以想象的荣誉。很多人跟我讲，这家伙很傲很狂，脾气也颇暴躁。其实他只是比较真实罢了；我们都清楚，优秀二字太虚，无愧内心的生活才可心向往之，事业或爱情都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实在为Jacky高兴；当然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我提醒他可以经常打电话给我，因为那边话费毕竟比较便宜。

 

    2005年3月29日夜，河南大学马列部副教授（兼该校考研政治培训班组织者）乔水舟被害于郑州锦都宾馆116房间。事后警方认定，案件缘于考研市场的利益争夺：竞争对手“云鹏考研”学校以介绍老师为名将乔水舟诱至郑州，再雇用四位打手持铁锤和刀具潜入宾馆将其殴打致死。

 

    大家都说教育是最平和安全且崇高的行业；谦谦君子，循循善诱；灵魂工程，万世师表；桃李满天下，其乐何融融。然而成为民办教师那年，青年知识分子yutou已放弃此类美好幻想：由于对手派人混入煽动不满情绪，愤怒的学生围攻了我所在培训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出于江湖义气yutou还是留下来帮忙一个月，结局是课酬至今未领到。细算起来，对社会的怀疑主义精神，最早竟然是从“学校”里领会来的。

 

    中国正处于教育市场化的淘金热中。传统价值观已被伟大光荣的文革瓦解，革命理想只在解构式玩笑中被提起，如今人民可供奉的只剩赤裸裸的生存技能：如何学好英语数学经济计算机，如何取得更高学历全方位镀金，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以及如何优雅得体而白领地生活——简单地讲，如何成功地挤进社会中层，hopefully中上层。语言，技术，职称，情商，领导力，团队合作……我们重视的所有教育体验都可以被培训，所有的培训都可以被量化货币化，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

 

    扩招之后，考研成为面临“毕业即失业”尴尬的中国本科生之重要出路。1994年全国考研人数不过11万，2006年已飙升至126万；设若每个考生愿意为占分数1/4的政治考试支付400元人民币的培训费用，全国市场就达5亿元/年之巨。政经邓论马思毛概焕发出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清苦数十年的思想政治老师们迎来闪烁着人民币光辉的阵阵春风，各大高校的马列系也终于与时俱进地完成了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转型。老而弥坚者如包仁任汝芬,少壮有为者如曹其军陈先奎,都变身为万千考研学生顶礼膜拜的大师与先知——先知的意义不在于他讲的是否正确，而在于他讲的是否会考到；全国消费者都清楚这一点，全国消费者也从不认为这tmd还有什么不妥。

 

    最牛逼的政治名师一天课酬在1万以上，授课与出书（同样内容每年改几个字再版，冠以“最新大纲”名号即可）结合，身家百万者并不在少数。个人如此，学校的利润更可想而知；许多培训学校的老板出身寒微学历也不高，几年间其资产规模却可膨胀至以千万计。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为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丫还敢犯任何罪行，哪怕冒着绞首的危险。换句话说，面对考研市场的暴利，培训学校血雨腥风的竞争简直是必然——2002年陈先奎大师在济南被打断左腿，2004年文博培训班岳习武被泼硫酸导致重度伤残，此前赴东北讲课的某名师被群殴后抛至长春郊外，以及后来震惊全国的乔水舟被害案，都不过是在验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而已。

 

    考研引导人民。思想政治课始终引导人民，从前以乌托邦理想的形式，现在以考前临门一脚押题的形式。我年少时以为会遗忘这些理论，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幼稚；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实践它的实用主义内核：非此即彼，绝不宽容，结论先行证明在后，还有不断变化的重点和押题心理。遗忘掉内容却继承下逻辑框架——就像当初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喊着要民主自由，措辞却是一口红色革命口号。落笔至此，想到为当朝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前仆后继甚至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名师们，我的眼角竟不禁有些湿润。